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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彦对话周伦佑: 非非主义诗歌:谱系、流脉与论争 (阅读16831次)



国内重要学术刊物csscl来源期刊《文艺争鸣》2017年十一月号发表学者李明彦对周伦佑的长篇访谈。全文两万多字,话题涉及非非主义的历史、知识谱系、八十年代诗歌、九十年代诗歌争论、非非主义与“今天”派的比较,以及对当代诗歌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
 
非非主义诗歌:谱系、流脉与论争
——诗人周伦佑访谈录

■李明彦
 
 
时间:2017年4月13日
地点:成都市温江区添香阁茶楼
对话人:周伦佑、李明彦
 
 
一、“非非主义”与“第三代诗歌”的命名过程
  
李明彦: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第三代诗歌,流派繁多,命名混乱,这需要我们对很多诗歌流派的命名过程有一个清晰的梳理。作为非非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和这一概念的命名者,请您谈谈“非非”命名的经过。
 
周伦佑:我从来不回避这样一个话题:非非主义不是从我大脑中凭空出现的,它和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潜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大时代,也是文学观念激烈碰撞和转型的大时代。“朦胧诗”之后处于暂时平静中的中国诗歌,正酝酿着一场以形式解放和观念爆炸为标志的文学运动。非非主义和作为流派阵地的《非非》杂志,就是在这个文学大时代的狂飙大潮中应运而生的。
事情还得从1985年说起。1985年夏天,我和兄长周伦佐一起从成都开始在中国南方各大学举办系列学术讲座,我的讲题是:《现代诗的想象形式》,连续讲一周;周伦佐的讲题是:《爱的哲学》和《人格建构学》,也是连续讲一周。有时我们两人的讲座在两所大学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交叉地进行。那次走访讲学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大事件。讲学由周伦佐发起,先在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举行他的个人讲座,引起强烈反响;然后他回西昌约我赴成都、重庆、武汉各大学举行我们两人的系列讲座。那一次走访讲学用“轰动性反响”来形容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演讲不仅影响了许多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且其影响延续到20多年以后,我们讲过学的一些大学(如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的中文系,迄今仍有老师绘声绘色地向学生讲述当年“周氏二兄弟”在该大学的演讲盛况。这一点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讲学结束回到西昌以后,我发现身边一群受我和伦佐影响的朋友有些躁动。从1985年底—1986年春,不时有朋友到位于邛海边的西昌急救输血站我家里来鼓动我领头搞流派。几次我都没有同意。我那时坚持认为:文学写作是完全个人化的行为,与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无关。这之后不久(大概是1986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从农专到西昌城里办事,下午到蓝马家,蓝马再次提出创建诗歌流派的事,我笑一笑,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晚上临睡觉前,蓝马再次催促我取诗歌流派名称,说不是开玩笑的,希望我认真对待。我半开玩笑地随口说了几个名称之后,无意间说出了“非非”两个字,蓝马连声叫好,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并在日记本上记下来。
这个周末回到邛海边的家里。半夜,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翻开一本16开的书,奇怪的是翻开的两面只有16开的一个页面那么大,半边天蓝色的背景上现出一个红色的“非”字,半边红色的背景上现出一个天蓝色的“非”字,两个背景各异、颜色不同的“非”字合成“非非”。醒来后记忆中的图像异常地鲜明。第二天早上,我依照梦中所见,将图象和文字画出来,很像是一本16开杂志的封面,由此产生了创办《非非》杂志的构想。这便是一些研究者提到的“‘非非’产生于梦启”的事实由来——只是他们写错了一点:把“‘《非非》杂志的构想’产生于梦启”写成了“‘非非主义的命名’产生于梦启。”这样更增添了非非主义的神秘感和超现实意味。但更准确的事实是:“非非主义”的命名在前,梦中出现《非非》杂志封面在后;“梦启”是指《非非》杂志构想而言的。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我虽然命名了非非主义,但并没有创造非非主义,非非主义的始作者是上天,即我说的天意,而非人意。有论者认为:“非非主义改变了一代人的思维”。这是对非非主义的过高评价。准确地说,非非主义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基本格局和习惯用语,也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汉语诗写者的写作方式——即使在某些对非非主义持否定意见的学者和诗人的行文中,也在大量地使用非非主义所创造和派生出的概念和用语,就证明了这一点。
 
李明彦:从您的说法来看,“非非”的命名有点神秘意味。但“非非”这两个字肯定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肯定是你潜意识的反映。后来您高举非非主义大旗参与了当代诗歌史的历史建构,表明您对“非非”二字倾注了自己的诗歌理想和美学诉求,绝不仅仅是一个梦境的再现,而是一种理论自觉。请问:您对“非非”这两个字是怎么理解的呢?
 
周伦佑:“非非”这个词虽然第一次从我嘴里说出来,带有某种启示的意味,但仔细想想就知道,这个词并非我创造出来的,自佛经翻译到中国,就有了这个词的关联使用。佛教经典中有“非想非非想”之说,白居易曾据此写过“花非花、雾非雾”的句子。汉语中,“想入非非”一词是为大家所熟悉的。虽然“非非主义”的命名并不完全源于我上面讲的这些文化源头,但是,它与东方传统文化中超越性的思想维度是有某种关联性的。当然,用“非非”命名一个文学流派,并使它成为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一个独立的名词,这是非非主义的贡献。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脱口说出“非非”这两个字是下意识的,并不知道它有什么确定的意义(即人们问的“什么意思”);以“非非”这两个字作为刊名则来源于我梦中见到的双色图像。我最后决定用这两个字作刊名时也没有想到它有什么确定的意义。大概是这两个字的字形、读音和它所具有的某种语义的不确定性吸引了我吧!后来,在追溯这两个字的产生过程时,我才恍然记起,在说出“非非”这两个字之前两个月(1986年3月),我刚完成一篇文章叫《当代诗歌第二浪潮与新的挑战》,其中,论述到了当代诗歌写作中的“非崇高”、“非理性”倾向;两个月以后从我嘴里说出的“非非”这两个字,应该是和“非崇高”、“非理性”中的两个“非”字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但“非非”的本义显然更倾向于它自身所具有的那种不确定性,这正是它的魅力之所在。这些年来,我看到过许多对“非非”的解释,就像这两个字的本义一样,你不能说他们都对,也不能说他们都错,反正每一种解读都是一种理解。现在,我根据记忆把这些不同的解读复写在下面:
    “非非”——就是“不是不是”;
    “非非”——就是“非崇高”、“非理性”;
    “非非”——就是“非崇高”、“非文化”;
    “非非”——就是否定之否定;
    “非非”——就是不否定也不肯定;
    “非非”——就是否定错误的东西;
    “非非”——就是No! No!激烈的否定;
“非非”——就是超越是与非;
“非非”——就是还原到事物本身;
“非非”——就是人类思想的变构与自我变构;
    “非非”——就是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超越;
    “非非”——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
    “非非”——就是“非两值对立”;
    “非非”——就是取消“二元对立”;
    “非非”——就是解构中的结构,或结构中的解构;
    “非非”——就是两只飞鸟的形象在空中展开翅膀,连续的飞翔;是永不停止的动词……等等。
至于我自己,则更愿意在“想入非非”这个词语的基本义去理解它,“想入非非”——就是人类力图超越自身的局限,去达成某种超越性的境界。还有,就是我在《非非》2002年卷的“编后记”中作过的表述:“按我的定义,写作是对不自由的意识。那么非非是什么呢?非非就是高于一切的——自由!”
 
李明彦:您刚才提到了您写的《当代诗歌第二浪潮与新的挑战》,这篇文章中的第一浪潮、第二浪潮、第三个浪潮指的是什么?
 
周伦佑:《当代诗歌第二浪潮与新的挑战》是我1986年写的一篇评论。我在文中把“文革”之后的朦胧诗归为第一浪潮,以北岛、顾城为代表;寻根诗歌为第二浪潮,以杨炼、江河为代表;以非非主义、“他们”、“莽汉”为代表的非崇高化诗歌为第三浪潮。
 
李明彦第一浪潮、第二浪潮和第三浪潮的提法,在当下的文学史中并不常用,“第一代诗歌(人)”“第二代诗歌(人)”“第三代诗歌(人)”这样的命名,现在用得比较多。关于它的命名权也有很多种说法。您作为八十年代诗歌运动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就您了解的情况,“第三代诗歌”与“第三代诗人”是由谁命名的?具体的命名过程您了解吗?
 
周伦佑:先说“第三代人”。关于“第三代”的代际划分,政治方面最早提出者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以及毛泽东谈防止“和平演变”时对杜勒斯提法的引用;学术领域中,海外学者唐德刚和国内学者李泽厚、周伦佐提过。诗歌方面最早提出的“第三代人”的是成都一些大学的诗歌爱好者。
就我知道的情况,1983年秋天,成都几所大学的一些校园诗人编印了一本《第三代人》油印诗刊,其中有署名北望的一篇序言,在阐述“第三代人”时,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讲话。这时,只有“第三代人”这一说法,还没有“第三代诗歌”与“第三代诗人”的命名。
再说“第三代诗歌”与“第三代诗人”的命名。正式命名“第三代诗歌”与“第三代诗人”,是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时间是1987年11月。我在1987年11月完稿的《第三浪潮与第三代诗人》(见《诗刊》1988年第二期)和1988年3月完稿的《第三代诗论》(1988年5月在扬州“全国当代诗歌理论讨论会”上宣读,正式刊发于《艺术广角》1989年第一期)两篇文章中正式命名和阐释、论证了“第三代诗歌”和“第三代诗人”这两个概念。在我这两篇文章正式命名和论证“第三代诗歌”与“第三代诗人”之前,当时的诗歌江湖上只有零星的“第三代人”这一说法,而从来没有“第三代诗歌”与“第三代诗人”这两个命名。我这里披露的事实,是可以还原的,有据可查的,真实的“第三代诗歌”与“第三代诗人”的命名史!我们在还原历史时,必须以可以查证的文本为依据,而不能轻信那些拿不出任何证据的什么“据说”、“可能”、“大概”以及“我曾经如何如何”之类似是而非的传言。
对“第三代诗歌”的确立,我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做了应该做的事,我于1988年3月完稿的《第三代诗论》一文,至今仍是这一研究领域最权威的理论文本,现在有关“第三代诗歌”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思想线索,基本上都可以在我这篇文章中找到出处。
 
二、非非主义的思想谱系以及《非非》与《今天》的比较
 
李明彦:《非非》和《今天》作为民刊,都影响了一个时代;这两个杂志在八十年代诗歌史上的地位都非常重要。您觉得《非非》和《今天》相比有没有哪些比较类似的地方或不同的地方?
 
周伦佑: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多人在把《非非》和《今天》作对比时,只是看到它们的不同点,只看到《非非》和《今天》在诗歌审美和艺术表现上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和时代:《今天》是英雄化的写作,崇高化的写作,而《非非》则主张非崇高的写作。但我觉得《非非》和《今天》也有某些相通之处。首先,都是一群诗人聚合在一起,以一种体制外的方式聚合和宣告自己;然后以一个非正式出版的刊物为阵地,来发表和呈现这个群体成员的作品。还有“后非非写作”的主张也和早期《今天》诗人对现实的怀疑与批判精神有着某种内在的呼应,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这里也有不同,早期的《今天》虽然具有怀疑与批判精神,但它怀疑与批判的只是文革的现实,它所批判的现实是一种狭隘的现实,即“文革现实”。《非非》的介入写作则不同,《非非》明确地提出“深入骨头与制度”,“介入中国”的写作理论,这种“介入”不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而是敞亮的。新出的一期《非非》的编辑主题就叫“介入中国”专号。
在继续我们这一节对话之前,我首先要说明:我们这里谈的《今天》,是指1978年—1980在国内出版的油印本的《今天》,而不是移至海外后,由国际资本赞助的、带有某种体制面貌的的《今天》杂志。
我曾在一些学术刊物发表的研究论文中看到,有论者将创刊于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非非》并称为中国的两大民刊,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是基于这两个刊物对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转型的贡献。
在指出《非非》和《今天》的某些相通点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非非》和《今天》确实有很多不同之处。我在刚完成的回忆性文章:《诗歌:想入非非,并且主义》中谈到了《非非》和《今天》在五个方面的“不同”:一是这两份刊物的载体不同;二是这两份刊物坚持的时间长短不同;三是这两份刊物各自的容量不同;四是《非非》有宏大的理论系统,而《今天》没有理论;五是这两份刊物各自产生的影响也很不同。
先说刊物载体。早期的《今天》主要是油印本,《非非》则自创刊起就一直是铅印。
再看坚持的时间长短:《今天》杂志(油印本)自1978年12月至1980年7月,一年半时间共出版了9期;《非非》则自1986年创刊,除中间两次短暂停刊外,一直坚持到现在(今年刚出版了2016年卷),前后长达30年。
第三是刊物的容量不同。《非非》的容量要远远大于《今天》。《今天》9期油印本,每期字数在四、五万字不等(有两期不足四万字),总字数约38万字左右;按每卷《非非》平均字数31万9千字计算,一期《非非》杂志的容量相当于7期《今天》油印本的字数总和;按2000年复刊以后的《非非》每卷平均字数47万6千字计算,一期《非非》的字数是9期《今天》(油印本)字数总和的一倍半。
第四是《非非》有深度的理论建构,有宏大的理论系统,全部十三卷《非非》总计刊登了近200万字的原创理论和批评,并且,《非非》的理论建构从现代诗学一直延展到价值哲学;《今天》则没有提出任何理论,自始至终都没有理论。
最后一点是各自产生的影响不同。如果细加比较,还可以看到,《今天》、《非非》这“两大民刊”,在共同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诗歌现代性转型中所起的作用和贡献是各不相同的。《今天》的主要贡献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否定假大空的伪诗歌,伸张英雄主义,回归人性,使诗歌重新回到了自我表现;《非非》的贡献和影响则要更全面,更深入一些——《非非》不仅推动和确立了中国当代最大的先锋诗歌流派非非主义,还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推进了中国当代诗学的现代性进程。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理论上,为中国新诗提供了新文学有史以来第一批本土原创的诗学理论和方法,促成了中国当代诗歌理论意识的全面觉醒;在创作实践上,打开了当代诗歌形式实验的多种可能性,有力的推动和实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体制外向度和现代性转型。(参见周伦佑:《诗歌:想入非非,并且主义》)
 
李明彦:非非主义从1986年开始至今已经坚持了30年,对于一个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的诗歌群体而言,相信它有自己高瞻的思想谱系及理论资源。请您谈谈,非非主义是从哪些理论源头获取的文学资源和理论支持?
 
周伦佑:你这个问题提得好,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好在非常有深度,有价值。非非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当然不是凭空创造的,它自有它的思想渊源和知识谱系。考察非非主义的理论系统,最初的核心理论是反价值,这应该有尼采思想的影响——尼采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显然对80年代的我和非非诗人产生过影响。但是,尼采始终没有摆脱“二元对立”思维,在他的意识中,希伯来文化传统和古希腊文化传统中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这个二元对立结构始终制约着他的思考。“前非非”时期,非非主义的“语言变构”理论还接受过美国语言学家切斯的影响。切斯的《词语的暴政》中的一些观点,认为人类的一切病理性的痛苦是由语言的“病理性成分”造成的,这些“病理性成分”包括语言的抽象化、指令化和公众化。语言的抽象化、指令化操控人类的生活,造成了人类的痛苦,这就是“词语的暴政”。换句话说,他认为人类的一切病理性的痛苦,都是由“词语的暴政”造成的。你仔细想一想,确实有道理。切斯关于“词语的暴政”的理论和福柯的一些观点有相近之处。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这也是非非主义的理论资源之一。我在80年代初期读过维特根斯坦的《文化和价值》,那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的一个内部发行的小册子,我也推荐给身边的几个朋友,包括王世刚(蓝马)专门去邮购。维特根斯坦有两个著名的观点:第一个是“我们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们的世界的界限”;第二个是“对于不可表达之物,我们只能保持沉默”。前者划出了世界的语义界限;后者划出了语言的表达界限。他的这两个命题对我和早期非非主义的影响非常大。这是第三个方面。还有就是海德格尔的影响。海德格尔后期语言哲学的一些观点,如:遮蔽、去蔽、敞亮、本真,对非非主义后期理论也有一定影响。这是第四个方面。此外,也不能排除萨特的影响。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介入”等思想都对我和“后非非”写作产生过影响。这是第五个方面。当然,还有马尔库塞的影响。马尔库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对现代社会“单面人”的论述,以及对现代艺术中的“新感性”的追求。
 
李明彦可能漏掉了一个人: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有人说的“语言变构”理论和“反价值”理论受了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影响。认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是非非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吗?
 
周伦佑:确实有学界的朋友认为我的“语言变构”和“反价值”理论接受了德里达和罗兰·巴特的影响。早在1988年底,学者周国平读到《反价值》后曾来信问过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熟悉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著作?你们和他们的追求是相当一致的。”我据实相告:我没有读过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文字。我动笔写《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是1986年4月下旬,我思考并开始起草《反价值》提纲是1987年10月(《反价值》改完二稿于1988年7月,刊印于同年9月)。当时国内没有出版或刊载过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任何译文。就我手边能查阅到的资料,国内比较系统的译介后现代主义理论是1991年以后的事(《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罗兰·巴特著作的译文最早出版于1988年11月(《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11月;《恋人絮语》,汪耀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我在新华书店见到已是1989年5月份了)。德里达著作的单篇译文最早见于王逢振等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11月),单行本著作译本《文学行动》出版于1998年(中国社科出版社)。福柯的书我手边一本都没有。我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写作倾向多少带有一点自发的性质。当我在1986年生造出现代汉语中从来没有的“变构”这个词时,不过表达了我对无处不在的结构以及被它所强化的艺术秩序的质疑和否定;“反价值”则是要深入语言的内部结构,通过对语言的深层价值结构的拆解,以完成艺术变构的目的。如果真要在我的理论写作中寻找“德里达原素”,那不过是在对主流文化及既有语言秩序的批判方面,我与他持有比较接近的激进立场罢了!
“反价值”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激进的写作姿态,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对语言进行价值清理的方法。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对隐身于语言中的深层价值结构的发现和捉住——而这以前的语言哲学家都只注意到了语言的逻辑结构:从传统的形式逻辑,到罗素的数理逻辑、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逻辑、赖特的变化逻辑、吕格尔的超验逻辑,哲学家们一致地把“逻辑结构”视为语言—世界的主要结构形式,而没有发现语言—世界的另一重结构:价值。这后一种结构由我在《反价值》中首次发现并指出:世界是由“逻辑—价值”双重结构构成的,人生活在这种双重结构中,人就是这一双重结构。只进行“语义清理”,并不能完全消除人类精神的病理性痛苦,还必须同时进行“价值清理”!
当然,说我提出“语言变构”和“反价值”理论时没有接受过德里达的影响,并不表明我否定德里达“解构”理论的价值。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产生于西方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的基点是以逻各斯为中心,以价值等级制为特征的。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德里达的思想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他提供的解构理论和多种解构方法,对于颠覆原有的思想机制,拓展人们的思考方式,打开人们的精神空间,有着积极的意义。
据此,可以作出如下表述:作为先锋诗歌流派的非非主义,虽然在诗学理论与写作理念的某些方面,接受了包括尼采、维特根斯坦、切斯、海德格尔、萨特——乃至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影响,但是,构成非非主义写作理念最核心的思想,如“语言变构”、“艺术变构”、“价值变构”(反价值、价值清理)理论、“体制外写作”理论、“建构中国本土话语”理论等,则是源远千年,与华夏上古文气一脉相承的、基于汉语尊严的我们自己的诗性建构。
 
李明彦您说的这些理论资源都是西方的,尤其是后现代哲学,这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后现代热”不无关系。但我有一个疑问,作为一个中国诗人,难道没有本土的理论资源滋养非非主义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建构吗?
 
周伦佑:在这点上,我和其他的先锋诗人不一样。作为现代主义诗人,我不仅不排斥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甚至很热爱。你可能不知道,除了现代诗写作,我还研究《易经》,正式出版过三部总共120万字的《易经》研究著作——而《易经》被尊崇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六经”(《周易》、《诗经》、《尚书》、《仪礼》、《乐经》、《春秋》)之首,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个人持有的“循环论”历史观就来源于《易经》;我诗歌作品中的玄学倾向也与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有关。这些不是知识的炫耀,而是生命中与生俱来的宿命感、神秘感。甚至我的诗学观也有受益于古代传统的地方。此外,老子《道德经》的相对论思想,庄子哲学中削平价值等级的“齐物论”思想,都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句话: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是一个诗人的根性滋润。
 
李明彦除了前面谈到的中西方哲学资源,在您的诗歌写作生涯中,您受到过哪些中外诗人的影响,或者说,哪些诗人的作品对您的创作产生过比较明显的影响?您能谈谈吗?
 
周伦佑:我的诗歌写作和思想探索开始于1968年以后的文革时期。真正对我产生奠基性影响的也是在那个特殊时期阅读的一些文学、哲学和历史书籍。如果要谈那个时期对我的精神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的,我想有三个人:一个是俄罗斯作家赫尔岑,一个是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还有一个是我哥哥周伦佐。1973年在西昌制药厂烧锅炉时,我集中阅读了《俄罗斯文学史》(三卷本)和《俄罗斯古典作家论》(两卷本),对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使命感及献身精神产生敬意——特别是赫尔岑,那时在内心便有了以他为榜样献身文学的信念确立;精神品藻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嵇康,他的两句话:“心不存乎矜尚,情不系之所欲”,是被我奉为座右铭的;他的精神风貌,目送飞鸿,手挥五弦,弹一曲《广陵散》然后从容赴死的潇洒仪态,是我毕生倾慕的境界。我哥哥周伦佐则启发和影响了我对精神的超越性维度的崇仰和追求。
在我读过的中外诗人作品中,我想不出哪一位诗人的作品直接影响过我。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最喜欢和崇仰的诗人依次是:杜甫、李商隐、王维(中国);外国诗人则有:冯至译的里尔克,卞之琳译的瓦雷里,巫宁坤译的迪伦·托马斯,李野光译的埃利蒂斯,李文俊译的史蒂文斯——特别是冯至译的里尔克,巫宁坤译的迪伦·托马斯,我甚至觉得比德文和英文的原作还要好。创造性的翻译甚至可能比原作更好!这些老一辈中国翻译家译的诗歌作品,在我心中,已经成为了翻译诗歌的经典。他们译过来的那些外国诗歌,以后的其他人也可以再译,但很难超越。这就是我所说的经典。
如果要举一首对我影响至深的诗,我以为是中国初唐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在陈子昂之前,不知有多少人登上过古幽州台,但他们都失语了;唯有陈子昂写出了不朽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这首诗,我认为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首诗——不仅是唐诗中最伟大的一首诗,也是中国古今诗歌中最伟大的一首诗,无法超越的一首不朽之作。陈子昂的其它诗歌作品我大都读过,觉得并不是很好,只有这首诗歌是最好的。陈子昂在这短短的四行诗中所表现的那种抚今追昔,感怀时间空间无限,生命渺小短暂的空茫感和悲怆意识是我们经常体验到但表达不出来而唯独被陈子昂表达出来了!这便是诗人和诗歌的伟大。
 
李明彦就诗人以及诗歌艺术而言,它更多地是强调个人经验的表达,看重的是特殊性和个性,而作为流派它更强调共性。创立非非主义并创办《非非》杂志,是如何调和共性与个性之间的矛盾的?这些客观的矛盾存在是不是预示了后来非非主义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周伦佑:这个问题确实点到了“诗歌流派的共性特征”与“个性化写作”这个矛盾的关键点。非非主义与其他的诗歌群体的不同,就在于其他的流派大多是共性抹杀个性,只见林而不见树。而非非主义在坚持流派追求的基础上更强调个性化的写作。我在非非主义内部从来就反对艺术上的一律和同质化,也不喜欢别人模仿我——不管是语体上、修辞上、或形式排列上,谁的诗写的和我不一样,谁就会受到我的肯定和推举。其他的流派则相反,流派主导者往往喜欢其他成员模仿他自己,大家都写成一个样才好。比如某些口语诗,已经完全模式化、复制化了,一本诗集,如果你把诗人的名字去掉,根本分不出谁是谁的。先是自我重复,然后是相互重复,进而集体重复——最后变成了集体复制。这样一种模式化、复制化的写作,不是非非主义所追求的。在我的理念中,并不是说要写得完全一样才算是一个流派,比如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群体中,马拉美、魏尔伦、韩波、还有后期的瓦雷里的诗歌都是个性化的,每个人的作品都呈现出很不一样的风格。一个诗歌流派需要有高标的、方向性的诗歌观念,但每一个诗人的作品呈现的必须是个性化的。只有这样,这个流派的艺术生命才会长久,才能走得远。
 
李明彦:非非主义的内部分裂是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您能从历史见证者的角度具体谈谈非非主义分裂的原因与经过吗?
 
周伦佑:非非主义1988年分裂的内因是我提出和坚持的非非主义与蓝马内心残留的那个“前文化主义”的裂痕;(参见周伦佑:《诗歌:想入非非,并且主义》)另外一个原因是“价值焦虑”。上个世纪80年代,写诗、参加诗歌流派的,一开始都抱着很纯洁的动机,一群写诗的人之间,主要以感情为主,很少抱有什么功利的想法,更不存在什么争名夺利。但是,随着流派的看似成功,参加者的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计较作品的排序和名次的先后了,于是有了争名夺利的种种活动……一张张纯洁的面孔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可憎!让你简直不敢相认。我在1987年底开始写作《反价值》时,就已思考过“价值焦虑”的问题,知道它对人心会造成多大的伤害!“价值焦虑”会对一个人的人性造成根本的扭曲。沿着这一思考路线图,自然会指向迄今为止人类尚未涉足研究的一个领域:“价值异化”。非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分裂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早发生比晚发生好。分裂的外因就是我前面讲的“价值焦虑”。最后的苦果当然只能由分裂的当事人抱在怀里自己品尝。至于我个人,这期间不存在所谓的“危机”,更不存在所谓的“危机处理”。我那时已在峨山打锣坪闭关修炼,我在海拔3000米高度的石屋中写我的《刀锋二十首》和《红色写作》,而那几个分裂者却在忙着“集体下海”,开广告公司,开夜总会……然后,我“闭关修炼”结束,出关,编辑出版《非非》1992复刊号,那几个人为生意和金钱闹得反目成仇,人财两空……这就是全过程。这一事件对非非主义和我个人没有造成任何一点损害,却对几位分裂者以后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我想,这种毁灭性影响的阴影极有可能会伴随其中一两位当事者的一生。
 
三、当代诗歌现场:论争与乱象
 
李明彦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诗人和诗歌流派辈出的时代,请您从一个历史参与者的角度来谈谈对80年代的感受,谈谈80年代留给我们的有哪些值得我们纪念的“80年代诗歌精神?
 
周伦佑:在我的心目中,上个世纪80年代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是仅次于五四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仔细想一下,中国现代史上除了五四,值得记忆和书写的也就是80年代了。有论者将20世纪80年代称之为“伟大的80年代”,我个人是倾心认同的。80年代不仅是诗潮迭起,人才辈出的诗歌的“伟大的80年代”;也是整个新文化从中断到承续,从封闭到开放的文化的“伟大的80年代;”更是异端美丽,从一元到多元,思想大解放的“伟大的80年代”!当下学界甚至有人在尝试建立“80年代学”。可见80年代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周伦佐有一个他个人的很独到的观点,将时间分为快时间与慢时间,并以此来区分大时代与小时代。大时代就是精神速度加快、物质速度放慢的年代——在人们当时的感觉和后来的记忆中,时间过得很慢,一年犹如十年,例如二十世纪80年代;与此相对应,小时代就是精神速度放慢、物质速度加快的年代——在人们当时的感觉和后来的记忆中,时间过得很快,十年犹如一年,例如二十世纪90年代。
最近诗歌界在重提“80年代诗歌”和“80年代诗歌精神”。关于什么是“80年代诗歌精神”,似乎现在还没有一种比较公认的看法。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不成熟。我认为,所谓“80年代诗歌精神”,大致应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
二,文学崇拜与诗歌至上;
三、创新意识与实验精神;
四、疏离感与非意识形态立场。
当然,也有人对80年代诗歌的非政治化倾向不满(比如学者林贤治),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禁区是一点一点打开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放松也是一点一点争取来的。八十年代诗歌运动,特别是非非主义的理论和创作(如我提出的“反价值”和“语言变构”理论)其极端或者激进,主要针对的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包括审美观、创作观和批评观)。这种颠覆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总之,八十年代在我心中的图像要明亮得多,热烈得多。
 
李明彦关于这种“伟大的80年代诗歌精神”,您能具体举例谈谈吗?
 
周伦佑:虽然我的写作开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但真正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写作却始于80年代。80年代和我的文学写作是密切相关的。这其中,《非非》杂志的创刊和非非主义的创立都发生在80年代,这对于我,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可以说,没有伟大的80年代,便不可能有非非主义!许多人(包括我)之前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时代,也没有过创立文学流派的经验,全凭一腔热情,仿佛后面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你,写诗,交流,辩论;成为后来流派基础的一群人,也是自然形成的。非非主义是这样,第三代诗歌运动也是这样。很少刻意的、人为的因素。

为了说明这种“伟大的80年代精神”,我下面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版《非非》主要靠作者资助,出一期《非非》,每个作者捐助的钱从20元到60元不等;2000年以后,则100元到200元不等。筹集的钱主要作为印刷刊物的费用和向外寄赠刊物的邮资。因为我那时的通讯地址是“四川省西昌急救输血站”,于是便有了“非非诗人靠卖血办刊物”的联想。今天我要在这里证实:这决不是传闻,而是确有其事的:1987年,在筹集《非非》第二期的办刊经费时,我收到两位作者的各50元的汇款单,在来信中,都写到,是去血站卖血筹的钱。其中一位是非非诗人谢崇明,另外一位的名字我已记不准确了。这件事,我记得1987年5月应邀到江苏扬州参加“中国当代诗歌理论讨论会“时,我曾在大会发言时专门谈到,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震动。这种为了心中的诗歌理想可以毫不犹豫地献血乃至献身的崇高精神,在今天是很少看到(甚至不可想象)了,但却是80年代崇高精神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这种精神,“80年代”才成为一代人记忆中“伟大的80年代!”
第二个例子:就是在那个年代,为了全身心地投入《非非》的编务,1988年3月,我义无反顾地从原工作单位西昌农专图书馆辞去了公职。而且用文学冲击生活,把家里的经济搞到山穷水尽。后来,我妻子周亚琴对此曾有刻骨铭心的回忆:“1986年,《非非》创刊号的印刷,又将我们家本已窘迫的财政更逼到借贷的地步。《非非》创刊号的印刷费用,伦佑自己承担了大部分。我们家里因为伦佑1985年下半年外出稍微少一些而有了三百元存款,这次他又要我全部取出来给他,并去向他四弟借了300元凑足600元寄给杨黎做为印刷《非非》创刊号的费用。接着是《非非评论》第一期,《非非》第二期、《非非评论》第二期,《非非》第三期、第四期的编辑和印刷……他除了不断地往返于西昌—成都之外,还要去重庆、宜昌等地编印刊物。这些都需要他自己解决所有的车旅费和生活费,而钱当然只能从家里微薄的收入中开支。他这种献身文学的崇高行为,给我们的家庭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有时甚至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家唯一的家具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便只有十几个装书和装衣服的纸箱子。”(参见周亚琴:《文革记忆、地域文化与非非主义》)
 
李明彦您讲述的八十年代真是一个激情澎湃、理想至上的年代。到了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创作和诗人群体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争论。我想问一下,1999年的“盘峰诗会”您参加了?如何看待这次诗会表现出来的诗歌创作理念的对峙与分裂?
 
周伦佑:“盘峰诗会”我没有参加,但我了解争论双方的情况。事情起因于评论家程光炜编选的一本九十年代诗选:《岁月的遗照》。这本诗选的倾向性是全面排除以非非主义、“他们”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而唯独肯定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我曾经在《体制外写作:命名与正名》中说过:“‘中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这两个命名,是所有命名中最平庸、最缺乏想象力的命名。”尽管如此,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构图中,以北京为中心的、由“中年写作”者抱团形成的“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是完全成立的。但他们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诗歌流派,而企图僭越历史,强行加封自己为整个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惟一主体和全体。我确定地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合格的现代诗歌流派——而且只是一个诗歌流派;他们只是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一部分,而决不能代表(也代表不了)整个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
程光炜的最大失误在于,不是把“知识分子写作”视为一个诗歌流派,而是作为整个中国九十年代诗歌的代表。不仅如此,还在他编的诗选中,虽然点缀性地收入了于坚、韩东的诗,但基本上是以“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为主体。这才激怒了于坚、韩东们。程光炜视而不见的事实是:整个九十年代,于坚的诗歌正在进入创作高峰;我的第二创作阶段的大批代表作就写作、发表于九十年代;韩东虽然九十年代写小说去了,但还是有诗歌创作。程光炜眼里只有他偏爱的“知识分子写作”(实际上是“翻译体写作”),而无视其他诗人在九十年代创作、发表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大量作品,这肯定是偏视、偏见、偏颇的。
我这样评价“盘峰诗会”争论中的“知识分子写作”和程光炜一方,是就事论事的,并不等于我完全肯定争论另一方的所谓“民间立场”。我曾在《当代先锋诗歌流派谱系考察》一文中这样写道:“上世纪末,因不满‘知识分子写作’遮蔽历史而临时拼凑起来的所谓“民间立场”,只是作为“他们”诗派口语诗尾声的少数几个人在话语权焦虑驱动下的一种超短期利益反弹行为,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不仅不是什么流派,甚至连群体也算不上。”至于争论双方的“理”,我是站在于坚、韩东们一方的,但不认同于坚、韩东的其他同志们的诸多作为,包括他们以“口语诗”划线的阶级路线模式。
概而言之,这场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一年的论战。虽然论战的起因各有说法,但争论的动因是围绕“九十年代诗歌”的话语权力却是明白无误的。在旁观这场争论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中国文学人(特别是诗人)心性太过于偏狭,总是自以为是,总是容不得他人,总是听不得不同意见。我们为什么不能为自己营造一种健康、宽松的学术气氛呢?不以学术观点的异同划线排队,不因学理争论而伤和气,更不把不同的学术观点变成人际纠纷。只有在这时候,我们才能吹沙见黄金,理清学理上的是是非非。
 
李明彦我在阅读中还发现,非非主义的诗歌与“知识分子写作”以及“口语诗”有些不一样。能谈谈对“知识分子写作”和“口语诗”的看法吗?
 
周伦佑:回答你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但我愿意坦诚地说说我的看法。
在我的眼中,作为一个流派的“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特征是“叙事性”强调和“翻译体”句法——其实这两者都是从美国当代诗歌,特别是美国诗人阿什伯利的诗歌中移植过来的,只要读读阿什伯利的长诗《凸面镜中的自画像》,就可以知道我的判断是有根据的。所以,“知识分子写作”准确地说,应该叫“翻译体写作”。
所谓“翻译体写作”,是指那种醉心于西方文化语境——以西方人名、地名为诗题,与西方大师的幽灵对话,大量充斥于每一首诗中的外国场景与人物,扭捏作态的刻意断句和转行,不时插入诗中的对话和引语(一定要加引号),拖沓,涣漫的节奏——直至在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上完全以西方现当代诗歌标准为圭臬的近似于“翻译诗”的诗歌写作。就是这样一种由几个懂得点英文的北方诗人所引进、提倡的“翻译体写作”,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北京几个诗歌评论家的推波助澜,被冠之以“知识分子写作”的名称而大行其道,洋化和毒化了当代诗歌的风气。现在是该澄清这种迷误的时候了!
一次,在和一位优秀的北方诗人同时也是英美现代诗翻译家的朋友通电话时,我善意地提醒他:“你翻译的外国诗对你自己的诗歌写作有着影子般的参照作用,可能会产生某种负面意义。”他说,“伦佑,你说得对。但是没有外国诗歌资源怎么写作啊?”我说,“你自己呢?你的生命本身,你的生存体验,你的痛苦虚无,你的所思所感,还有我们置身其中的这片土地的忧患历史,过去与现在,当下境况,你肉体和精神每一天的疼痛!这些都是你的写作资源啊,你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写作资源呢?”这段对话提示了我的写作价值观。与那些强调西方知识资源的“知识分子诗人”相比,我更强调诗人切身的生存体验、个人经验以及置身其中与这块土地共忧患的疼痛感和介入意识。
这里顺便谈谈“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曾经做过一些研究,并做了一些读书笔记。我对知识分子做了一个简单的划分:第一种是技术(专业)知识分子,有专业方面系统知识并以传授这种系统知识为职业的人;第二种是权势知识分子,依附于权力,为权力张目,解释权力的合法性的有高知识、高学历的人;第三种是公共知识分子或曰自由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一般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但又超越其专业,常常就重大的社会问题和公共事件发言。在我的这种划分中,只有“权势知识分子”是我的创见,其他两种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论述过了。按照我的这种划分,我们前面谈到的自我命名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些北京诗人,他们所谓的“知识分子”身份,应该是“专业知识分子”或“技术知识分子。”
现在谈“口语写作”。
新诗一开始就叫“白话诗”,“白话”就是“口语”,所以,“口语”作为新诗语体之一种,既不是什么专利,也不构成任何问题。但从“口语”变成“唯口语”就很可笑了。“唯口语”的“唯”包括四个方面:
一、新诗只能用口语写;
二、只有用口语写的诗才是诗;
三、凡是口语诗都是好诗;
四、进而用口语划分阵线:凡是写口语诗的都是战友,凡是不用口语写诗的都是敌人!
真是“千好万好不如口语诗好,爹亲娘亲不如口语诗亲”。如此质朴、坚硬的贫下中农感情,恰好体现了马尔库塞所论证的那种“单面人”的人格特征。
写诗用什么语体本来是每个诗写者的个人选择,并不构成什么问题,但“口语”一旦成为一种不能触犯的东西,它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唯口语写作”也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写作。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吗?
 
李明彦您对“翻译体写作”和“唯口语诗”的批评确实很尖锐。那您对2000年以来,梨花体、废话诗、乌青体这些诗歌现象借助大众传媒热闹过一阵,是怎么看的呢?
 
周伦佑:我觉得这些都是大众传媒制造出来的噱头和语言泡沫,是诗歌垃圾。你举例的这些诗歌现象,都是从“口水诗”派生从来的,没有任何一点文本价值,因为它们玷污了诗歌的神圣性。说得更具体一些,我认为诗歌写作中的这些所谓“口水诗”、“梨花体、”“极限写作”、“废话诗”、“下半身”、“裸诗”之类,不过是商业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一种人妖化行为,完全是对诗歌的践踏。评论界在看待这些“人妖化”的诗歌现象时,不应该把它们混同于严肃的诗歌写作。
 
李明彦2014年余秀华的诗歌也热闹过一阵,您如何评价她的诗歌?
 
周伦佑:我前年去广州暨南大学参加“五四新文学百年高端论坛”,在机场接机的几个暨南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周老师,您对余秀华的诗怎么看?”我说你们怎么会关注这些东西啊?他们说媒体上都在炒作她。我说,如果把“脑瘫”这个前缀词去掉,余秀华作为“诗人”还会出名吗?你们还会关注她吗?如果只从诗歌的角度看,她的那些诗只有三流水准,全国写到她那个水准的诗人成千上万,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出名,只有余秀华出名呢?“脑瘫诗人余秀华”作为一个诗歌现象,完全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制造出来的一个话题和泡沫。别人推荐我读过几首余秀华的诗,平心而论,如果排除了“脑瘫诗人”这个新闻点,她那些诗的水平真的太一般了,能够留得下来的诗歌一首都没有。我刚才说了,为什么那些诗写得比余秀华好的成千上万的诗人没有成名,只有余秀华出名了?因为他(她)们没有“脑瘫”,不是“脑瘫诗人”——一个健康的人写诗是没有新闻点的。这便是那位“脑瘫诗人”余秀华受到媒体关注的全部奥秘。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写出代表作,必须有要一些能够传世的作品,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而留下来。那些靠媒体炒作出名的诗人,是不可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也是得不到我认可的!
 
李明彦的看法确实和别人不一样。为了更具说服力地厘清这个问题,请您具体谈谈诗歌代表作与诗人的价值确认关系?
 
周伦佑:在我的“诗人论”的划分中有两种诗人:一种是有代表作的,由作品支撑的;一种是没有代表作的。代表作是一个诗人的身份标志。有的诗人每一个阶段都有代表作,有的一辈子就只有几首(甚至一首)代表作,有的没有代表作;有的诗人代表作多一些,有的诗人代表作少一些,这一点决定了不同诗人的重要性与价值排序。以现代诗人为例,戴望舒大概有3—5首代表作(如《雨巷》、《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闻一多要多一些,大概有8—9首(如《死水》、《静夜》、《发现》、《一句话》等),艾青大概有11—12首(如《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等);当代诗人中,名声最大的北岛其实代表作并不多,也就4—5首短诗吧(如《回答》、《宣告》、《结局或开始》、《履历》等),海子也是这样,其代表作也只有几首短诗(如《亚洲铜》、《五月的麦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这些作品同时也是现当代诗歌中公认的名篇。所谓代表作,就是一提起这些作品就会想到它的作者的那些诗歌名篇。它是诗人个体创造性价值的真正体现和实现。只有代表作,才能代表诗人进入时间,对抗时间,战胜时间——最后超越时间而不被时间所伤害。这就是神学中所说的不朽的境界。
从文学史考察,所有那些为我们所接纳和热爱的诗人,都是有代表作的,我们作为读者,都是通过那些代表他们的艺术高度和艺术成就(也代表他们所处时代的艺术高度和艺术成就)的作品(即代表作)而知道他们的。同时,一个诗人的代表作还必须是经过时间的冲刷之后留得下来的作品。有的诗人出版了很多本诗集,但没有一首留下来让我们记住的作品,这样的诗人“发表得越多、出版得越多就越被人忘记”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明彦除了是诗人,您还是一位有影响的诗学理论家。您提出的“语言变构”、“反价值”、“红色写作”、“体制外写作”等等理论,对当下诗歌界以及整个文学话语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您如何评价自己在诗学理论上的写作,你认为自己在诗学理论建构上有哪些贡献?
 
周伦佑:平心而论,我没有写过一篇具体评论某一位诗人或某一篇诗歌作品的所谓“诗歌评论”文章,而只写过一些诗学理论文章。诗歌评论界和学术界的朋友把我看作“诗学理论家”和“诗歌评论家”,大概是指我的诗学理论所产生的某些影响而言的吧。近些年来,除了我的诗歌创作,评论界对我的诗学理论写作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认为是国内独成体系的现代诗学理论,名之曰:“变构诗学”(评论家陈仲义命名、论述),“异端诗学”(学者吕周聚命名、论述)、“自由—语言诗学”(学者姚新勇命名、论述)。这是因为近30年来,我在致力于现代诗写作的同时,也对现代诗学理论的建构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在这里对我提出的一些诗学-文学理论命题做一个简单的提示——
 
1986
“语言变构论”、“艺术变构论”的提出和系统阐释论证(见《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
诗歌语言方面“非两值对立、”“非抽象、”“非确定”原则的提出和论证(见《非非主义诗歌方法》);
诗歌写作中“语感”的界定与阐释(见《非非主义诗歌方法》);
当代诗歌“三次浪潮”(“朦胧诗”为第一浪潮,“寻根史诗”为第二浪潮,以非非主义、“他们”为代表的“非崇高”诗歌为第三浪潮)的划分与界定(见《新诗第二浪潮与新的挑战》);
对周伦佐提出的“第二诗界”概念的深度展开,两个诗界(官方诗歌——第一诗界,民间诗歌——第二诗界)不同艺术观和价值观的系统阐释和论证(《论第二诗界》)。
 
1988
“第三代诗歌”概念的提出与系统论证(见《第三代诗论》);
“非崇高、”“非文化、”“非修辞”理念的提出与论证(见《第三代诗论》);
“超表现、”“超情态”写作方法的提出与阐释(见《第三代诗论》);
诗歌语言中“反价值”、“价值清理”理论的提出与系统阐释(见《反价值》)。
 
1992
批判“逃避”与“闲适”,主张介入当下现实、“深入骨头与制度”的“红色写作”理论的提出与系统阐释论证(见《红色写作》)。
 
1994年:
“拒绝西方价值尺度”,强调“中国经验”,“建构中国本土文学及其批评话语”理论的提出与系统论证(见《宣布西方话语中心价值尺度无效》)。
 
2001
“前非非”与“后非非”的划分;“后非非”写作理念的提出与阐释论证(见《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
 
2002
“体制外写作”理论的提出与系统阐释论证(见《体制外写作:命名与正名》)。
 
2007年:
“推倒先秦散文说”,“推倒广义散文说”的提出;“散文性”概念及理论的提出与论证(见《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
 
李明彦最后一个问题:作为一个诗人,您看重外界对您的评价吗?如果
要您对自己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您如何评价自己?
 
周伦佑:以诗歌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介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并不完全出于我个人的选择,这其中,也包含被选择的成分。从最高的意义上来看,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仅仅有“喜爱诗歌写作”这一点还不够,他还同时必须是被时代和诗歌所选择的。就个人来讲,我不过是这个大时代的“书写者”,以现代诗的形式表达我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的“潜语境”——冥冥中应该被表达但没有被表达出来的汉民族的内在精神和忧患命运通过我的笔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天命”。在潜心写作诗歌的同时,我也写了大量的诗学论文,这些诗学论文的影响似乎与我的诗歌作品的影响不相上下(甚至还要更大一些)。曾有一位学界的朋友说,“‘红色写作’引领了一个时代”。这是我不敢承受的过高的评价。“红色写作”产生于25年以前,“语言变构”和“反价值”理论提出于30多年以前,“体制外写作”提出也有15年了。这些理论至今都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我不知道它们的生命力还会有多久?但我相信,50年以后,从事严肃文学写作的中国作家和诗人中,仍会有人从这些理论中吸取营养,这点会由时间来证明。诗人分很多类型:有的人一生只执着于一种向度和写作方式,而有的诗人一生可以同时展开多种向度的写作。有的评论家认为,我是一个思想家类型的诗人,或者是一个诗人类型的思想家。我认为这些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准确的。我的思考向度从来不是单维的,而是多维的。许多人觉得我随后提出的“语言变构论”、“红色写作”、“体制外写作”等理论系统,和“反价值”有某种冲突,实际上是他们没有真正读懂“反价值”理论。“反价值”的终点便是新价值的创造。“语言变构论”、“红色写作”、“体制外写作”正是在反价值的终点——即语言的零度和价值的零度之上建构的新理论起点。
有的评论说我是“思想家”、“战略家”或者什么“激进主义者”,甚至“潜在的极权主义者”,其实,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诗学体系的建构者、一个严肃的诗歌写作者,一个汉语尊严的维护者,一个坚持自己的诗歌理想和价值尺度的人。

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谢谢你的访谈!

(宋亭樾整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互文现象研究”(项目编号:14CZW076)的阶段成果。)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首次刊登于《文艺争鸣》2017年十一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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